人大代表进社区，居民急难愁盼问题被“接单”
[②]可以说，交通警察权能事项庞杂的现况，直接造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职权交织、错乱，严重影响我国行政权能的有效发挥。
按照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为主的一般诉求来看，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既不符合危害防止的急迫性，也不具备使用强制力的必要性。（一）宏观影响：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 首先，交通警察关注的重心将集中于交通秩序，并以维护交通秩序作为其根本职责。
在法理上，这是对交通警察执法效果的过度苛求，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正是例外情形的存在，方可足以抗辩自由法治主义者和社会法治主义者过分的苛责与诟病。[32] 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11月22日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修正的《警察法施行细则》较之以往规定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对警察任务区分的内容设定删除了前项第二款之辅助任务，指协助一般行政机关，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协助并应以遇有障碍，非警察协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碍而有妨害安宁秩序时为限。上述期待如何在行政国予以分解并细化，是现代行政法需要面对的问题。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自刊本1996年版，第403页。
依法促进人民福利为警察之辅助任务。依据当前交通警察执法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干预行政行为与给付行政行为。尽管，在侵害发生后，法律规范为漠视受伤人员的肇事者设定了民事或者刑事罚则，但是这些内容都改变不了交通警察在处置交通事故之时所彰显的偏重交通秩序的价值取向。
④对于交通信号灯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规范并未明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机关。[23] 本文涉及的日本《道路交通法》条文的引用，皆来自于李宪人：《警察官放除交通危险权限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学警察政策研究所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附录）。[②] 以停车场设置、管理为例。依据当前交通警察执法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干预行政行为与给付行政行为。
人权保障的规范也见之于交通警察法制规范，并将人权保障予以明确化。（二）中观反思：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变革 无疑，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的有效践行需要法制的配套安排。
[①] 经查证相关法律规范发现，我国交通警察权能其他事项包括：车辆登记、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科研工作、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设置。当前人权保障业已成为政府倾力为之的目标，尤其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25] 参见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其一，不难想象，过渡关注秩序至上，必定会出现这一景象：警察权可以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及于社会危害之防止，而且亦可强力涉入民众私权领域。
[⑨]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18-19页。[27] 高文英：《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警察权配置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24] 李步云，李先波：《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具体而言，在宏观上，实现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从整体上回答权能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组织抢救受伤人员……。如主动指挥交通、主动处置交通违法行为。
并不是说交通警察对此完全坐视不管、置若罔闻，而是应通知相关部门，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协助，当然，这种协助应为法律规范限定的范围内。对此，可能有人会提出，由交通警察负责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可以从源头上车辆和通行人员予以全面管制，更利于交通秩序的维护。
在改革开放之后，交通警察权价值的秩序定位也一度影响我国交通警察法制。应当承认，不论采信何种解释，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设计的致命缺点是，执法者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缺少规定时，不能有效权衡采取何种方式行使权力。即便有时冠以人民福利之名，但其干预行政特色，也与人民福利是背道而驰的。[12] 李震山：《警察任务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17页。对于社会生活而言，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因素。换言之，新秩序观的基本诉求是交通警察致力于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的维护，其他的皆为其辅助事项。
片面秩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强力装备的应用，与此同时，一定个体权利的总量也在一定数量的消减。1955年《城市交通规则》第1条规定：为加强城市交通管理，便利交通运输，维护交通安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本规则。
事实上，现代各国包括我国，价值的诉求基本上兼具着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诚如有学者所言：治安任务必须在保护人权之前提下进行，而人权之保障与人民福祉的追求才是目的，治安应仅是手段。
[⑦] 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况且，先于考虑现场秩序，如划定警戒区域、实施交通管制、防止警示标志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另一方面为他人通行提供必要的警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行政国的重要特征在于能有效的回应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需要，并设置相应的机关或组织加以管理或者提供服务。交通行政部门作为驾校的主管机关[34]，加上全国各地逐步健全交通行政许可制度[35]，如果将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纳为交通行政部门的权限范围，显然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更为合适。譬如，2014年6月深圳市交警部门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提请修订《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情形下，完全可以将给付行政部分交由其他部门尤其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13] 对此，《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1条以更为详尽的内容确认了这一规则。[32] 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11月22日我国台湾地区内政部修正的《警察法施行细则》较之以往规定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对警察任务区分的内容设定删除了前项第二款之辅助任务，指协助一般行政机关，推行一般行政而言，其协助并应以遇有障碍，非警察协助不足以排除，或因障碍而有妨害安宁秩序时为限。
另外，应当明确，交通警察以上述保留权能事项参与其他行政主体活动之时，其活动方式仅限于行政协助，并多限于职务协助。应当赋予交通警察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即时权力，以尽快的恢复交通秩序。
试想，倘若寄希望于交通警察维护秩序之时，又能毫无缺漏的保障着人权——至少不存在侵犯人权之情形，既考验着交警的执法技艺水平，又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民众的这种判别标准不足以成为可以接受的辨识标准，是因为其朴素性与主观性过强，缺乏让人信服的客观理据。
（2）驾驶证申领 是不是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也应当一并交由交通行政机关管理？笔者以为，应与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区别对待。由此实现该警种设置的初衷：藉由维护交通秩序实现人权保障。因而，将交通警察与巡逻警察分离并置于不同的职权范围内，是新秩序观的基本诉求之一，也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基本要求。[39] 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这是因为驾驶证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与价值，它与民众的身份信息紧密相连，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身份证件或护照等同使用。退一步讲，如果将两者合二为一，则其权能将被放大，随之而来的隐患是，极有可能出现市民法治国家初期类似的场景：警察以促进人民福利配合危害防止的秩序任务，任意扩大了危害范围，致使警察权介入许多行政工作领域。
[30] 主要查询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下位规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公路巡逻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等规范。原因有三：其一，如若赋予交通警察权给付行政的权能，不难想象，交通警察权极有可能又回归到传统警察国时代，其危害前文已做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1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作者简介：刘启川，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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